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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朝人原來是這樣生活的!

發布時間:2020-05-23 16:42:12 已有: 人閱讀

  明初民間最主要的特點,就是節儉。照《宋學士文集》中記錄,當時明朝人在穿鞋上,僅有“素履”和“云履”兩種,婦女很少有首飾,就連馬車等交通工具,大街上一般也難得一見。鄉鎮干部下班回家,一般都是步行。在他的家鄉,一般家里有客人上門的時候,晚上喝酒,主人只用一杯清水陪客,官場上的往來應酬,只有在極其重大的飯局上,可能才會點一份葷菜。

  在當時的明王朝,勤儉,不僅僅是一個經濟問題,更是一個重要的道德問題。尤其是書院教育中,儉以養德,安貧樂道,更是教書先生們重點講述的內容。

  在明朝初期,如果穿衣服穿錯了,很可能會招來牢獄之災,甚至是殺身之禍。明初的服飾,不僅僅是一種裝飾,更是一種身份的界定。

  按照朱元璋親自編訂的服飾規矩:全國士民的衣冠,以唐朝衣冠為制式。士民要束發,官員則要戴烏紗帽,用圓領袍束帶,穿黑色靴子。普通老百姓要戴四色頭巾,雜色圓領衣,不能用玄黃一類的顏色。女性方面,老百姓的妻子,允許用銀鍍金的首飾,穿淺色圓衫,綾羅綢緞。樂妓則要戴名角冠子,穿著打扮不能與良家婦女相同。

  洪武三十年(1398年),明朝《御制大明律》中嚴格規定:雜劇演出,絕不準在戲臺上裝扮歷代帝后,忠臣烈士,如果有違反者,將處以杖責一百的刑罰。兩年后,明王朝又明文下令,禁止普通軍民學習唱戲。如元朝關漢卿那種,作為知識分子親自登臺的景象,在早期的明王朝幾乎絕跡。

  明朝早期的詩歌創作,在詩壇上有“吳中四杰”之說。即居住于蘇州的高啟,楊基,張羽,徐賁四人。這四個人,被當時人拿來與赫赫有名的“初唐四杰”做類比。

  張羽在流放嶺南的路上死于龍江水中。徐賁則因犒勞軍隊的時候犯下錯誤,被論罪處死。比起“初唐四杰”來,他們的人生更為悲苦。

  在朱元璋過世后,周王朱橚成了絕對的苦命人,先是建文帝在位的時候,因為他和朱棣是同母兄弟,所以受夠了治,還給嚇出毛病。后來朱棣篡位登基,要削藩也拿他開刀,挑錯把他一頓敲打。

  以至于身為藩王,長期健康都受影響。但這位王爺卻很自強,為了能好好活,不但夾著尾巴做人,還一門心思研究養生。

  他府中的家庭醫生,是洪武時期的名醫李柏。受其影響,青年時候的朱橚即喜愛醫學,更因在民間目睹了老百姓缺醫少藥的慘狀,生出了搞醫學的愿望。

  他一生編訂了四部醫學寶典,分別為《救荒本草》《普濟方》《袖珍方》《保生余錄》,特別是《救荒本草》,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本專門記錄食用野生植物的專書,其中許多植物的用藥方式,更來自朱橚自己的研究成果。永樂三年(1406年),《救荒本草》開始在中國刊刻發行,不但成為明朝三百年來醫學暢銷寶典,更令兩個世紀后的一個醫生,以其為參照,寫出了一部更偉大的著作——《本草綱目》。

  作為回報,臣下也必須以詩回贈,以表感激涕零。這種來來往往的詩文唱和,以及以“三楊閣老”為代表的作者們,形成了眾所周知的“閣體詩”。一度是明朝文學主旋律,但后來弘治年間的文學大家李夢陽則給出了很尖刻的評語,說這種詩歌不過逢迎拍馬,難有文人真風骨。

  然而半個世紀后,李大才子不會想到,他自己也成了被嘲笑的對象。針對他的“擬古”理論,嘉靖年間大才子徐文長,說了句更尖酸刻薄的話:學秦漢盛唐,這就像鳥跟人學說話,說的再好聽,鳥也永遠是鳥。言下之意也就是:文學家李夢陽算個鳥。

  明英宗在位時代,是明朝民俗的一個分水嶺。顧起元《南都舊日宴集》里記載:明英宗正統年間的時候,官場上吃飯,七八個人,也就吃四盤大菜和四盤子小菜,而且不用提前通知,都是當天定當天吃。

  但到了十年后的天順年間(明英宗的第二個執政時期),同樣規模的宴席,酒就已經增加到八杯了,而且禮儀也更加繁瑣,需要做東的主人提前一天邀請。再到明英宗的兒子明憲宗時代,口頭邀請也已經不禮貌了,必須要鄭重其事的送請柬,發出書面邀請,才算盡到請客的禮數。

  在明英宗執政的天順朝,《罪惟錄》里還記錄了一件鬧出國際影響力的“奇事”,明英宗復辟后的第一次科舉考試,有一個考生剛剛答好試卷,突然考場里刮進來一陣大風,將他的考卷吹得無影無蹤?蛇@考生不慌不忙,又重新找了張白紙,用剩余的時間,有條不紊的重新答了一張卷子,最后光榮上榜。

  然而更雷的事情是:年尾朝鮮國使者前來覲見,給明英宗說了這么一件事,有一天一張試卷突然飛到了朝鮮王宮,其卷面閃閃發光,在空中盤旋了好幾圈才落下來。請算命先生看,說這張試卷來自中國,中國將有能人出現!這位很神的考生,就是明朝成化,弘治兩朝,連續三次出擊韃靼,打的韃靼可汗巴圖蒙克只以身逃的名將王越。

  這位鬧出“國際影響”的王越,其實從出生的時候,就是個很神的人。他的家鄉河南?h,還有這樣一間傳說:明朝宣德元年(1425年),有兩個公差正行在路上,突然天上一聲晴空霹靂,接著閃電轟然大作,嚇得倆人臉都白了。接著,旁邊一民居里,走出一個興高采烈的老太太,說我家孫子生下來了,倆位是貴人,快進來喝碗面湯吧。

  明中期書畫“吳中四家”中,文征明,仇英,唐伯虎三人,在今天知名度較高,相對名聲比較低的,卻是其中另一位畫家沈周,事實上,他不但是一位大師級人物,更與唐伯虎與仇英皆有淵源——他二人的師父。

  這位沈畫家,在那時代也是顯赫一時的人物,家里求畫的客人天天踩破門檻。無心做畫的他,有時候就讓學生代筆應付。應付的最好的,就是拜在他門下學畫的唐伯虎與仇英。

  按照明朝文人王鏊在《石田墓志銘》里的說法,當時從京城到嶺南,整天都有全國各地的客人紛至沓來,不惜一擲千金,求沈周墨寶一份。電影《唐伯虎點秋香》里粉絲瘋狂求唐伯虎的情景,當時其實是沈周家的常見景象。

  沈周另一件傳奇的事情是:他妻子陳氏的娘家侄子三郎,也跑到他門下來求畫。先前沈周籍籍無名時,這個侄子從未上過門, 想到這一層,憤懣無比的沈周,雖親筆贈與了他墨寶,卻憤然在題跋上做詩一首:三郎不來拜汝姑,乞畫輒惱姑之夫。況持長卷費手腕,雨氣昧眼成模糊。說的三郎羞慚而去。

  多年以后,沈周的妻子病逝,三郎嚎哭著前來吊孝,并一字不差的背出了這首詩,感動萬分的沈周,特意又贈三郎一副墨寶。

  明朝中葉的社會風俗之一,就是享受風,不止是達官貴人,就連普通百姓也不例外。曾經巡撫寧夏的明朝名將楊博就曾說,即使在寧夏這樣的邊鎮地區,窮人家的女人如果不戴首飾,一樣會被人瞧不起的。而那些軍戶家庭里,如果有誰還過著簡樸的生活,那一定會被人笑做迂腐不堪。

  明朝成化年間,還曾發生過一次因為朝鮮入貢而引發的流行風潮。當時朝鮮使團送來的侍女們,穿著清一色的“馬尾裙”,在北京城招搖過市。很快就引起了萬人空巷,按照內閣大學士彭時的說法,先是京城里許多勾欄場所紛紛效仿,然后有很多女子也穿著招搖過市。沒幾天的功夫,京城里到處都能看到馬尾裙。

  明朝中期以后,人口流動日益頻繁,去異地打工者日益增多。找工作也就成了一個學問。比如在當時經濟發達的蘇州,外地人來當地找工作,并不是沒頭蒼蠅亂跑,而是先要到當地的“會館”(老鄉會)去報到,登記注冊資料,簽訂合同,然后就可以免費住在會館中。

  萬歷年間,湖廣布政使就曾對明王朝奏報說:現在大批農民跑到城市去打工,農村的地都沒人種,導致當地土地荒蕪,農民交農業稅,大多數都靠在城市打工的收入。長此以往后果不堪設想,希望朝廷能管管。奏折送上去,就被萬歷留中不發了。

  明朝中期,老板炒員工魷魚,也是有講究的,并不是直接通知員工走人,比如在蘇州,一般有兩種方法,一種是在每年正月初五,按規矩要給路頭神上香。如果有哪位員工,老板沒有通知他去上香。那意思就很明白:你被解雇了。員工也就很知趣的主動收拾包袱走人。

  第二種方法,就是在接完路頭神之后,要喝路頭酒。按照規矩,酒宴上,老板要給每個員工夾菜,如果老板夾給一個員工雞頭,或者是百葉荷肉,那意思也很明白:卷包走人吧。

  明朝中后期,另一個流行的風潮,就是文化人的“藏書熱”,甚至一家父子,還經常為藏書去PK,比如明朝藏書家徐與參,徐介壽父子,各自每年都不惜千金,四處購書。到了年底的時候,這年倆還要把自己的藏書全都曬出來,比比誰的藏書多。每到這個時候,當地四里八鄉的老百姓都要去參觀,堪稱盛事。

  在藏書問題上,萬歷年間學問家王世貞也相當瘋狂,他家的藏書多達三千冊,一次他看中了一套宋版的《兩漢書》,但賣價極高,偏偏王世貞這時候手頭上不寬裕,最后王世貞一咬牙:不用再談了,我的房子送給你了!結果,他把自己新買的一套莊園,當場送給了書商,總算換來了這套心愛的書。

  可更雷人的是,莊園送了人,可莊園里還有他幾百套心愛的書,移交莊園之前,他重金雇人全都拉走,可一路上顛簸損毀,居然壞了十幾套,王世貞心疼的一病好幾個月。他的好友汪道昆得知后嘆息:你這是何苦來的呢?為了一套書送了房子,還弄壞了好幾套書,這買賣虧大了。

  明朝晚期民俗的演變。令明朝同時期許多老人也痛心疾首。明朝人伍袁萃說,在嘉靖以前,明朝江南地區,是以樸實厚重著稱的,士大夫們聊天,都是聊文章,國家大事之類,很少聊享樂的話題。而現在,基本都是聊游玩,奢侈,以及怎么打通官場關節。

  嘉靖以前的老百姓,每天就知道勤勤懇懇干活,非常敬重官長,孝順老人。但這年頭的老百姓,經常不說,年輕人還大逆不道,頂撞長輩,還有人用錢買官,羞辱斯文。

  萬歷年間清官海瑞,有次同僚請吃飯,叫了幾個歌女助興,他一氣之下,居然當場命人把同僚一頓暴打,理由是他“違制”。

  明清時代,還有許多有關“外星人光臨地球”的記錄:《清史稿》中記錄,雍正三年七月,靈川五都廖家塘一百姓,在進山砍柴的時候,突然在眾目睽睽下消失,一百四十天后又被放回,卻從此之后瘋瘋癲癲,神智也失去了正常。

  明朝中晚期開始的另一大熱潮,就是“戲劇熱”,侯方域的《馬伶傳》就講了這樣一個故事:當時有一家商人,邀請了兩個劇團來演同一出。骸而Q鳳記》,戲中的重要看點,就是劇中的主人公奸臣嚴嵩。

  兩個劇團扮演嚴嵩的演員,分別叫李伶和馬伶,對臺戲開始后,李伶扮演的嚴嵩,一下子壓過了馬伶的嚴嵩,結果觀眾們紛紛涌過去看李伶,反而把馬伶扔在一邊。演出還沒有結束,馬伶就羞愧而逃,之后一度不知所終,而李伶也因此成了南京城的頭牌演員。

  三年以后,一個爆炸新聞在票友中傳開——馬伶回來了,還放出話來,愿意和李伶再現場PK一次,看看誰演的嚴嵩好,一時間,幾乎全南京的票友云集,這次開演后,全場幾乎都震撼了,馬伶塑造的嚴嵩,一反三年前那蒼白呆板的形象,反而塑造的活靈活現,而演出還沒進行到一半,與馬伶PK的李伶就服輸了,當場給馬伶跪下來叫師傅。

  事后大家追問馬伶,他那出神入化的表演是怎么做到的,馬伶回答道,他離開南京后,獨自一人到北京做了北漂,跑到大學士顧秉謙家里做差役,這個顧秉謙為人奸詐,時人都說不亞于嚴嵩,馬伶在顧秉謙家干活三年,抓住一切機會觀察顧秉謙,仔細體察他的一舉一動,喜怒哀樂,最終從形似到神似,有了那驚艷全場的表現。放在今天,馬伶這樣的演員,做個大明星,恐怕也是綽綽有余的。

  放在今天,福建建陽人熊大木這個名字,恐怕已被現代人所陌生。而在明朝嘉靖至萬歷年間,他卻是一個家喻戶曉的人物——金牌出版人。

  明朝中后期商品經濟大興,帶來的一個重要影響,就是出版業的蓬勃發展,許多以通俗話本小說為內容的出版物,在新興出版商的包裝推廣下,紛紛風靡市場,成為流傳不休的暢銷讀物。

  熊大木就是其中一位,他個人的身份,也是那時期大多數出版商的寫照:讀過書,出身底層官宦階層,做過生意,接近民間,并最終開設了“書坊”(出版社),并包裝推廣暢銷書,當時經他捧紅的暢銷書,有《兩漢演義》《大宋中興演義》等,而他不止能推廣,更能原創,其本人的著作不但在明朝爆紅,更流傳至今天——《楊家將演義》。

  明朝商品經濟發達,使暢銷書的出版變得容易,一些當時看似沒有市場賣點的讀物,出版卻變得困難起來,典型如醫學家李時珍歷時二十七年寫出的醫學寶典《本草綱目》。

  此書的最終定稿,是在萬歷二十一年(公元1593年),李時珍已經因這本書而耗盡了全部家產,根本沒有能力將其出版,為此,他以七十六歲高齡的老邁身軀,來到當時中國出版業最為發達的南京,向當地的知名出版商們求助,但是不少出版商一看到題材就連連搖頭,認為這是本鐵定賠的書,求告無門的李時珍,最終帶著未了的心愿于同年過世,留下的遺言,就是讓兒子把書獻給朝廷,以國家的力量來出版。

  晚明武術推廣的另一個景象,就是知識階層的書生習武練武。晚明的文官集團中,也出了許多以精通武術而著稱的少壯士人,比如曾擔任過御史的梅之煥,在一次明朝禁軍閱兵時,面對軍將的挑釁,就曾當場彎弓搭箭,連續多箭中靶,當場把那些驕兵悍將給壓了下去。

  晚明的許多匡扶時局的名臣中,也有許多人以武藝嫻熟著稱,比如曾擔任宣大總督的盧象升,他個人武功精熟,擅長射箭和刀法,率軍征繳農民軍時,更時常沖在前面。他的將官,有純粹的職業武將,卻也有許多書生出身,精通武術的熱血青年。

  作為中國歷史上宦官權力較重的朝代,明朝的宦官,也成為后世研究的話題,事實上,明朝的宦官們不僅是政治上的高光人物,在民間閑談中,也往往成為關注的話題,和清朝宦官常年居于深宮中不同,明朝宦官因為往往擔負著“采辦”之類的職務,因此時常于民間接觸,老百姓對他們的了解,有時候也格外親近。

  明朝中期,北京街頭就有俗話說,這世上有三種性子的人是不能惹的,一是女人性,二是秀才性,三是太監性。更多的時候,太監們也是老百姓調侃的對象,明朝文人謝肇的筆記里就說,每當有戲曲演出的時候,觀眾比較希望的,就是有太監們來看,那些太監們看到劇中悲慘的情節,會像女人一樣嚶嚶哭泣,也算是劇場外的一景。

  明朝宦官位高權重,但是他們心里,始終藏著深深的自卑,《明史》里就曾記錄這樣一件事:正統年間,宦官于經得到皇帝寵信,一次他爹到北京來看他。按說父子重逢是好事,沒想到于經二話不說,當場下令把他爹脫了褲子一頓打。

  等著打完了,他又惡狠狠的問他爹:你當年好狠的心,怎么就忍心把你兒子閹了啊。話沒說完,父子倆人抱頭痛哭。

  明朝建立時,朱元璋親自主持編纂的《大明律》中,關于“剝皮”這個刑罰還有這么一個補充規定:宦官如果娶老婆的話,同樣也要處剝皮之刑。但到了明朝中期,這規矩就給破了。

  到了明朝中后期,基本上有權勢的宦官,都有相好的女子。這些女子主要都來自京城坊曲里的娼妓。許多妓女一生的盼望,就是可以被宦官看中,然后被他贖出去。之后就可以太太的身份,繼承他的家產,從此苦盡甘來。

  明朝人沈德符在形容嘉靖年間開始,明朝士大夫的人生軌跡的時候,也分為三部曲。首先是科場登第后,第一件事是給自己取個號,比如這個齋那個齋的主人。這樣是為了炒作。

  第二件事就是娶小老婆,尤其是那些外地來京應試并得中的士子們,娶小老婆獨愛北京人,主要因為北京人熟門熟路,更能幫自己料理京中事務,甚至還能打通各種關節。

  第三件事就是買房,作為一個新登第的官員,如果為官后一年內,你還沒買新宅子,如果你做三年官以上,還沒有外宅,就算你為人再玲瓏,工作成績再突出,照樣在官場上被鄙視。

  崇禎年間將領袁崇煥,之所以在皇太極攻北京時,幾乎成了舉國公敵,一個重要原因就是,當時清軍在外面燒殺搶掠,搶的地方,基本都是京官們在郊區的外宅,忠心保國的袁崇煥,也就一下子招了所有官恨了。

  民間俗話,說文人不得志的時候,往往說他們是“窮秀才”,其實相比之下,明初的秀才并不窮,而到了晚明,秀才卻是真窮。

  晚明科舉發展的特點,就是高端化與貧富差距化,科考榜上一個名次數字的差別,就是人生的天壤之別。

  明朝中后期,內閣大學士,都必須要有進士中的甲科資格,而舉人雖然也有做官的機會,卻基本都是不入流的小官,很難躋身高端權力場,而比舉人更低一級的秀才們,卻是更慘了,做官基本是做夢,官府給秀才發放的補助,更是常年數目不改,可社會的物價,卻早已不是當年光景。明初能買塊地的錢,晚明也就能買頓飯。

  明初的秀才,按照宋濂《送東陽馬升序》里的說法,國家給予的補貼,維持生活是不成問題的,明末可就不成了。

  誠如吳敬梓小說《儒林外史》里的說法,晚明秀才的生活出路,基本就是出去做塾師,按照明朝人耿定向的筆記,在當時,一個秀才一年必須要掙到五十兩白銀,才能維持一家人基本生活以及自己求學的費用。

  而且隨著明朝學官制度的日益,學官對秀才的盤剝日重,秀才的負擔也日益增加。而鮮明對比是,一個人如果中了進士,哪怕做的是芝麻小官,一年的俸祿加各類灰色收入,至少也有三百兩,相差何其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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